一直以来都想写一写关西安城墙的事，原因多种多样，一方面作为一个规模相当巨大的文化遗产来说，城墙自然有它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，在走遍了许许多多个城市之后你或许也会突然意识到，如今的西安城墙是怎样的一个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。恰逢2014年第四十六期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做了关于西安城墙的大规模专题报道，结合在此之前诸多读过与了解过的资料，我试图在这里重现西安城墙与这座城市的故事，特别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间的故事。

一、城墙的起源：从隋到明清

城墙这一建筑群最早应当追溯到隋代初期。隋初宇文恺主持兴建大兴城，史书记载，“隋氏营都，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，为乾卦之象，故以九二置宫殿，以当帝王之居”，按照周易理论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，为日后的长安城奠定了格局基调。唐代，长安城的外郭城墙总长度达到36公里（现代西安市在21世纪修建的南三环路大约与1300年前的长安城南城墙处于同一位置）。安史之乱后，长安城的建制缩小为原面积的十六分之一，城墙也由原来的外郭城、皇城缩小至仅相当于皇城范围的新城墙。此后经过风雨飘摇的宋元时期，建制并无大的变化。

明洪武二年三月，徐达攻占元大都，于三月六日进入西安，随即设西安府。西安也成为了明军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根据地，朱元璋次子被封为秦王，西安成为“天下第一藩封”，宋元时期的旧城已难以容纳各界人士，因此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扩建工程。自洪武四年至洪武十一年，一项耗时八年的扩建工作有序展开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宋元时期的旧城墙被拆除，所得材料旋即用于新城墙的建设。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期的狭小格局，奠定了至今西安城的格局，西安也逐渐重新发展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。今日西安城墙很大一部分便正是此项工程的保留与延续。

二、从抗日战争到一九四九

虽然在抗战的历史上，日军从未跨过潼关，但关中地区仍遭受长期的空袭。1937年7月，日本全面侵华，同年11月即开始轰炸西安。后来，随着日军受阻于潼关，并在山西运城机场建立陆军航空队中心基地后，对西安的空袭活动更加频繁和猖狂。日军轰炸西安，每每数十架飞机结队而来，所投各种炸弹百余枚。轰炸的地点集中在东大街、西大街、大麦市、桥梓口、五岳庙门等城墙内的繁华闹市或军政机关。日机从山西运城基地出发，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便可以进入西安上空。比起从武汉起飞对重庆的轰炸，可用于预警的时间更短。西安又不及重庆多山，可以依托山体修筑防空洞。飞机一来，无处躲藏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本来在民国初年因“科学昌明、火器进步”而被视为无用，拟予拆毁的西安城墙，成为了构筑防空洞的最佳选择。

根据曾任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的韩保全所述，日本飞机轰炸时，城墙起了关键作用。城墙里有2000多个防空洞，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自发挖的，这些防空洞进深大约15米左右。为了方便跑防空洞，当时城里人大多住在城墙边。韩保全家离城墙也就200米，一听到拉警报，全家就赶紧往南门方向跑。说来也奇怪，日本飞机从来没有炸到城墙上，里面的这2000多个防空洞也很安全，从来没出事。

三、从苏联专家到习仲勋

“一五”期间，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，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，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，这对囿于城墙内的古城西安是个大机遇。50年代初，在制订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总体规划时，围绕着城墙的保留和拆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。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提出总体设想：保留老城格局，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，放在东西郊区，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，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。在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，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“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”。然而，当时支援西安建设的苏联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，他们认为，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，大量北京 、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，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。因此，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，最好“拆掉城墙，发展更多的道路，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”。

在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参加的研讨论证会上，大多数工业专家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的争论进入白热化。最终，几位老干部提出，抗战时期，城墙上就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，可见“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，防地面冲击波，符合人防备战要求”。就这样，西安城墙才逃过一劫。另一方面，1950年4月7日，西北军政委员会上习仲勋就是否拆除城墙给出了意见。他认为古城墙不仅不能拆，还要保护。随后，西北军政委员会以主任彭德怀，副主任习仲勋、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《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》。这一决定，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古城墙的态度，一直延续到1958年。

四、从“大跃进”到红卫兵

50年代初期城墙存废还停留在专家层面的争论上，到了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拆城风已经席卷全国，苏州、南京、北京都开始拆城墙，这股风也很快刮到西安。据档案记载，1958年6月17日，西安市委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，讨论西安城墙存废问题。会上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，一种主张拆，一种主张保留。“拆除派”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，主要起防卫作用，现在进入原子时代，国防价值已经不大，并且城墙古老，缺乏排水设备，遇雨水冲刷，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，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，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，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。反之，如将城墙拆除，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，而且拆下的城砖、城土还可加以利用。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，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，便利交通。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，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。“保留派”认为，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。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并无多大妨碍，保留下来，还可研究和欣赏。两派中，保留的声音明显居弱势。同年9月，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城墙的请示报告：“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，今后总的方向是拆。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，只保存几个城门楼。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，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。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，逐步予以拆除。”省委很快在10月份批复：“原则同意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。”

拆城随即开始，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，南门两侧包砖已经被剥下来了。当时主张拆城墙的人在报刊上算这个“鸡蛋换牛”的账，鼓吹把城砖拆下来，地皮空下来，能盖多少房子。主张保留城墙的一派以武伯纶、王翰章、贺梓城、范绍武、王世昌五位文物专家为首，他们心急如焚地奔走呼号。王翰章回忆这段历史，他们先向时任西安市领导反映，要求停止拆除城墙，被市长直接顶回来：“都到现在了，你们还保护那些封建城堡干什么！”他们很着急，说省里和市里态度一样，就麻烦了。所以五个人冒着很大风险，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，给国务院、给习仲勋发了封电报。后来就有了文化部向国务院写的报告《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》。报告于1959年7月1日提交，国务院7月22日即批复，同意文化部的意见，请陕西省研究办理。多亏这个批复，及时阻止了拆墙。

1961年，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不过到了“文革”，它又成了“破四旧”的对象。但是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墙太庞大了，周长近14公里、12米高、底宽18米、顶部均宽14米，红卫兵顶多能扒下些城砖，城墙拆不动。如韩骥所说：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凭个人力量，保不住这座墙。同样，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。”

五、从城河清淤到南门改造

共和国时期的西安是典型的“大城市、小财政”，所以尽管工业很发达，但是因为军工企业多，不交税，还要地方养着，财政被拉下来一大块。老市委书记崔林涛曾说，一开始西安修二环路，都没钱修立交。也是因为没钱，尽管西安城墙当时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完整古城垣，但已是千疮百孔，遍体鳞伤。1981年11月，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在内刊上发表文章，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。习仲勋看了这篇文章做出指示后，西安城墙才又一次得到了重生。直至1983年2月，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，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开始走上正轨。

1980年，西安刚和日本的京都、奈良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，随后派了个访日代表团去做友好访问，市委书记是团长，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夫人孙明是外办主任、副团长，他作为西安规划局规划室的主任，是团员之一。临走时领导就叮嘱，不要总是友好来，友好去，推杯换盏，夹道欢迎，要带着问题去。给出四个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古城保护。那次回来后，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里面就提出来要“四位一体地保护古城”。所谓的“四位一体”，即维修城墙、整治城河、改造环城林、打通一环路。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听了汇报，很感兴趣。

70岁的史凡当时是西安碑林区副区长，据她说，环城工程建设分到六个区，四个区搞城河，两个区搞城墙，之后再由区里分到街道，街道分到各单位。碑林区第一期负责城河的和平门到南门的一公里多，二期负责小北门段，清除淤泥、治理护坡。史凡回忆，那时候清淤全部靠人海战术，把河底沉积了两米多厚的淤泥一桶一桶地人工拉出来。因为城河水位比较高，不可能把水引走了再修，要先在一侧修个导流渠，让水流走，在另一侧清淤泥，之后再换另一侧。而且为了不让维修城河抽出的臭水向下流到别的区，修护城河是上下段同时开工。在维修南门吊桥时，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“南门吊桥因为大雨返修了四五次，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水泥快点凝固。最后一次，我们开着吉普车狂奔，半夜敲开店家的门买凝固剂。”让她感动的是，被吵醒的店家一听是修城河，就说“拿走吧，明天再来交钱”。1983年4月1日到1985年底，两年多的环城建设工程让西安城墙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完全贯通，还重建了部分敌楼、角楼和一座魁星楼。城河的淤泥被挖出，库容量也从40多万立方米恢复到100多万立方米。

2012年起，西安启动了南门改造工程，全面实施文物保护展示和综合配套提升改造工程，修建三座下穿立交，使东西向和南北向交通分开，不再平面相交。同时治理后的护城河实现了雨污分流，并将再生水引入了护城河，确保了治理段能够长期保持一池碧波。如今，市民游客皆可泛舟水上。

“一座代表农业文明的庞大古建，在一个曾被定位为工业重镇的现代城市中，被席卷而来的工业文明大潮割裂，成为城市孤岛。它们重新寻求融合的故事，不仅包含了情感、技术，更包含了中国人对现代城市的觉悟、理解和对自己城市故事面貌的找寻。” --陈晓

(部分资料来源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